线下业务受影响明显 险资面临配置压力

鉴于宪法学界已就我国四部宪法中的国家元首进行了认定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本文仅就以往理论的分歧之处和主要误区进行探讨。

（三）必要的权力保障给予执法主体必要的权力保障，并非是要强化行政权，而是要给予必要权力使之具有完成执法任务的能力。这也迫使部分执法机关去通过执法而获得经费。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才能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导致我国行政执法人员总体素质不高的原因之一是录用机制存在一定的问题。财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返还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返还没收非法财物的拍卖款项。执法为民，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必然要求，但暴力执法无疑会让公众对执法的目的产生怀疑，对执法产生抵触情绪，进而导致公众与国家机关之间的隔阂加深，对于社会的稳定、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不良影响。由于我国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以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不同地区的财政收入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对行政机关而言，其权力与责任也应是一致的，也是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在公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但在我国，执法行为违反法定目的的情况却普遍存在，特别是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尤为严重。法治指数体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香港的法治指数，该指数可在不同的范畴内使用。

在每一个试运行的国家，将形成一份正式的法治指数运行报告。指数要求检验现存的正式法律系统，并对存在于非正式法律系统中的问题给予告知。[16]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法治指数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该指标的具体考核点包括行政决策体制科学、社会良性发展两个方面。

它由2个一级指标组成，分别为：指标12，确保大量的法官、律师和法律实际工作者，包括公诉人员、相关的帮扶人员等。自我评估中要求本级政府形成严格的自我评估材料，包括评估小组的组成人员、各项评估指标的统计情况、发布的评估结果等。

指标6，法律的客观、公正性，法律只有在没有创设专横或无理性的歧视内容下才是公正的。该指标的具体考核点为：政府权能（权力、能力、职能）厘定清晰。行政管理方式灵活多样等。[9]参见袁曙宏：关于构建我国法治政府指标体系的设想，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12、 13页。

评审者按他评估时对当时香港法治的理解，为每项香港的法治原则打分（由0至100分，50分及格）。第三步，上级政府根据评估小组的意见做出是否进行评估的决定，并准备组织评估。（6）司法公义人人可及，包括法院人人可及、独立的法律专业人员、投诉政府决定或行为的程序等内容。该指标的具体考核点为：公务员的法治状况和社会法治氛围。

评估通常有一个周期，不是一次评估合格就终身合格。[7]（二）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的技术基础：法治指标的功能法治指标的功能是指法治指标在体现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建设的关系上，在描述、反映、比较、评价法治政府实践的作用上，在认识法治政府建设所充当角色问题上所发挥出的作用。

法治状况的最终评估与分析由行内专家负责，包括随机拣选的政府官员、执法官员、法官、立法会议员，以及法律专业人士。该指标的具体考核点为：严格遵循立法权限。

每位评审者更需要为评分撰写一页长的解释。（3）规制性指标与警示性指标的统一。（5）公正地施行法律，包括政府的行为与公布的法律相符、司法独立。通过指标体系来推动法治建设的实践是未来法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健全的纠纷解决机制对整个社会控制系统综合效能的发挥及其内外协调具有极强的调节和整合作用，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法治指数旨在针对余杭区法治建设规划和活动的绩效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估，它以建设法治化政府和维护司法公正为重点，以规范公共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以加强党的领导为保证，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努力提高余杭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水平。

该模式的优点在于，适合当前的国情，既可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又可以避免评估流于形式，既有最终的客观权威性，又激发了地方的自主性。（一）建构原则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的建构应当把握以下几个基本原则：1．科学性原则。

指标五：纠纷解决机制健全，社会和谐稳定的具体情况。指标二：行政决策完善，推进社会发展的状况。

此组评估的材料及程序跟评审者的完全相同，该做法主要是用来比较评审者的评估结果是否准确、客观。每位评审者为每项原则所给的分数，以及为每项原则所给的比重，两者会一起计算以得出每位评审者对法治的评分。

最后，盲目化建设现象严重。如在政府依法行政这个主体指标的下面，分设12个分指标，分别是：行政执法主体明晰，体制规范合法。法治指数体系中，有些指数来源于对不同群体的调查和民意测验的结果，有些指数直接起用国内专家团体的数据，有些则依据普通公众的看法。[12]而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是建设法治政府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更是适应加入WTO后新形势的需要，是推动中国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必然要求。

在指标的设计上，选取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义、权利依法保障、市场规范有序、监督体系健全、民主政治完善、全民素质提升、社会平安和谐等9项法治条件作为9大指标。它是法治政府的本质性问题的必然反映。

[8]参见冉井富：论法律指标的认知功能及其局限性，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年第2期，第21、22页。不可否认的是，各地的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既有形式的差异性，又有深层次的共性。

[11]客观地讲，我们建设的法治政府离WTO的要求还有差距。近几年来在法学界进行实证性的法治指标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代表性的作品有《世界城市的法治化治理—以纽约市和东京市为参照系》、《现代化法治城市评价—北京市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等。

（二）基本内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将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归纳为七个基本方面，明确了法治政府的七个内在标准。主要指有关公众对法治观感的数据，如市民对司法制度的公正程度的评价等，包括4项具体数据。（三）香港的法治指数体系在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倡导及赞助下，一项旨在调查确定香港的法治指数的研究在2005年得以开展和实施。法治指数中参照现有的大量国际数据资源，包括各国的风俗习惯、社会治理、政府腐败、人权保护、透明度等方面，还从现存的国际标准和准则中，采纳今后可以用以衡量各国法律系统的指标。

二、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的实证分析就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法治的实践，有不少研究作过其指标或指数的厘定。[5]从技术角度来看，法治政府更具有普遍性、共同性

张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但是，此种规则体系，一方面过于注重从伦理上评价政治功能，以至从道德上蔑视假借摄政以篡权。

在补选以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暂时代理主席职位。为此，在古代政治中，当旧君主因各种原因去世，新君主年幼不能主政的时候，就产生了由亲族或戚族代行职务之谓的摄政。